在古人类学研究领域中，“二吴”的影响在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巨大的。巧合的是，这两位古人类学巨擘，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他们还都和我校结缘，都在我校学习过或工作过，他们就是我校师生一直引以为豪的吴汝康院士和吴新智院士。7月8-12日，吴新智院士随老科学家资料采集小组回到母校，寻访1952——1957年他在大医所学习、生活的轨迹。作为校报记者，我们有幸全程参与了吴新智院士母校“寻根”的系列活动。几天的行程中，通过与大师零距离接触，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这位立于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前沿的智者的人生历程，同时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他那崇高的大师风范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情留大医，记忆铭心

解放初期，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为了解决全国各医学院校医学基础课各专业高级师资的配备问题，卫生部举办高级师资进修班，将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高年级学生统一抽调，按专业需求分别派到16所医学基础课师资力量较强的医学院校，按专业师资进行培训，结业后由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分配。1951年进修的首届高级师资班学生培训时间是一年半，1952年起，学制改为1年。在那个“服从组织分配，把一切交给党安排”的年代，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1952年，正在上海医学院做实习生，离毕业还有一年的吴新智，与同班同学韩济生、钱振超服从国家的分配，来到了卫生部高级师资进修班大连医学院培训点。吴新智师从留美归国博士、时任大医解剖组主任的吴汝康教授，主修人体解剖学，韩济生和钱振超师从吴襄教授，主修生理学。当时，大医高师班，除了解剖学、生理学两个专业外，还有微生物学专业，带教老师是魏曦教授。在这届高师班24人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两人——韩济生和吴新智。

在大连医学院进修的那一年，令吴新智至今记忆犹新。上半年，在吴汝康教授的指导下，他努力进修专业知识，下半年就开始带实习生。当时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大连医学院的培训课程还有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些课程的设置，都令吴新智受益终身，“这些课程，对于我的学习、生活以及科研方法的思维方式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吴新智如是说。1952年寒假，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俄文专业阅读速成班。在一个月中大量记俄文单词，学习简单实用的语法，借助字典阅读俄文医学文献。后来他和同事翻译了俄文书“从头骨复原面貌的原理”，1958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国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第一本中文参考书。这一年，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那时的学校有食堂、礼堂，经常举办舞会，在那里他第一次学会了跳舞，还因食堂打饭的偶遇，相识了同届师资班进修微生物学、后来与其相伴59年的蒋景仪女士。

1953年，高师班结业后，吴新智被分配到解剖教研室当助教，次年开始为本科生讲授骨学。在大医期间，他先后为52-56级五个年级的学生上过课。

在同学和同事的眼中，吴新智是一个积极向上、不断进取、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据他的同学钱振超回忆，“上学时的吴新智就为人热情开朗，做事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在上医时担任我们班的班长，我和他还一起参加过上海人民保安队救护战争伤员的任务。在大医工作后，吴新智还担任着部门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在大连医学院学习、工作的五年，是吴新智人生中一段珍贵而又美好的回忆，每每忆起便感慨万千。“在大医，我收获的太多，收获了知识，收获了爱情，同时也感受到了无数进取的力量，培养了坚韧的品格。”

难忘恩师，意笃情深

在大医，吴新智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那就是与吴汝康教授结缘，并在其影响下，叩响了人类学研究的大门。

吴汝康教授在来大医之前，在美国专攻古人类学，1949年，在获得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同年，在张毅教授的邀请下来到大医工作。他的博学笃行、严谨治学、刻苦钻研，无疑都是吴新智终生学习的动力。1955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对于教学工作已经逐渐熟悉的吴新智，便在教学之余跟着吴汝康教授研究人类学，并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科研方向。据曾与吴新智共事过的组胚教研室退休教授袁保和回忆，“当时吴新智对于科研的勇于探索、勤奋钻研的精神，深受吴汝康的喜爱”。1953年起吴汝康先生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做兼职研究员，1956年调到该研究室，从此，开始了探寻人类远古的足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专家。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招收了两届副博士研究生，在吴汝康的动员下，1956年，吴新智报名参加了第二届副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并以较好的成绩被录取。1957年5月，他开始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报到，再度师从吴汝康，开始了他成为古人类学者的梦想之旅。

对于吴新智而言，导师吴汝康对其一生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导师就像一本书，从这本书中，吴新智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更学到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吴汝康教授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颇有研究，在科研工作中，多次阐释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生物 “亦此亦彼”的特性，提出巨猿是“亦猿亦人”的生物，进而主张从猿到人有一个 “亦猿亦人”漫长的过渡时期，人类的各个特征不是同时发生，而是在过渡时期中相继出现的。这些方法和观点都对吴新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力求遵循这种方法和观点去观察事物和立身处世，从而使古人类学研究中的很多疑难困惑都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大象无形，大爱无言，吴新智与恩师吴汝康教授之间情谊弥笃，并肩前行，共同续写了我国古人类学研究领域新的篇章。

两个“假说”，轰动世界

科学的本质就是不懈地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吴新智之所以能成为古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杰出的科学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始终怀有一颗好奇和不断求索之心。他不迷信权威、不落入窠臼，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古人类学研究事业。

在现代人类起源地的讨论中，吴新智独树一帜。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两个假说，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学术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于中国人的人种起源，此前基本被全世界认同的说法是，中国人的老祖宗是陕西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但1987年，美国科学家提出了“夏娃学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祖先——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她的后代在13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各大洲取代了当地居民。按照这种学说，今天的中国人全部是那位非洲妇女的后代。

当时“夏娃学说”在欧美国家十分盛行，但吴新智却不这么看。他通过对大荔、山顶洞和淅川等地古人类的形态做详细分析，结合中国的古人类进行综合性研究，并且将之与境外古人类的形态进行比较，认为人类的进化在世界各地区是多样性的，在此基础上，1984年他与外国同行为现代人起源联名提出“多地区进化”假说，主张现今的四大人种分别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相对独立地连续进化，互相间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使得全人类发展成一个多型种——智人。现在这个假说已成为世界上这个研究领域两个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

他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涉及中国的部分扩展开来，于1998年为我国的人类进化提出新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主张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为主，使得在经过了一百多万年相对独立的进化后中国人还能保有与其他人群易于识别的形态特征；与其他地区人群的杂交是少量的，但足以使中国人与其他人群能维系在同一个物种内。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1999年，已71岁的吴新智开始阅读遗传学文献，从头学习DNA有关人类进化的知识。最终吴新智借由对DNA的研究，通过实验和科学的推理论证，找到了能佐证自己学说的证据。

吴新智的相关研究促成了人类学研究的百花齐放，使得人类起源的探索研究在争鸣中迅速发展。2013年11月，在复旦举行的“上海人类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委会向吴新智颁发了上海人类学学会2013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以表彰他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探寻古人类奥秘的同时，吴新智还积极发表著作，主办训练班，协助创立和运行“人类学学报”，在开创我国的灵长类形态学和法医人类学以及推动、发展我国各民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工作中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发表了80余篇（册）学术论文和专著，其中二十余篇（册）在国外发表。他的《中国远古人类》研究于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人类进化足迹》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吴新智，身体硬朗，思维清晰，精神瞿铄，神采奕奕。问及他的养老秘笈，吴老的答案是“心态平和，生活规律，饮食有节，适度锻炼“。现在的他，每周二周四上午都还会去自己所在的研究室，工作四五个小时，其它时间，他会在家里工作，继续探寻人类进化的奥秘。对于自己的工作经历，他是这样描述的：年轻时是作为一种职业，后来是当成事业，而现在则是一种乐趣，一种为人类做贡献的责任感。

长者风范，大师气象。从吴新智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科学家不畏艰难献身科学、坚定执着追求真理、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精神。这种精神，总给人以震撼心灵的力量，引领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人物简介： 吴新智，1928年出生，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7年进入上海医学院学习，1952—1953年在中央卫生部高级师资进修班大连医学院培训点进修解剖学；1953年上海医学院毕业；1953—1957年任大连医学院助教；1957—1961年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61年毕业后留在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静 学生记者 付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