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报国的种子，撒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1958年深秋，一辆破马车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把刚从大连医学院毕业的潘恩良带到这里——辽宁省辽河西岸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县——台安。一场政治运动，给这个青年学生的头上扣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睁着一双辛酸而又爱国的眼睛看着这座象古老传说中的小县城：其全部建筑就是一条几百米长的土路及两旁一些简陋的小店，加上周围县政府机关之类的一些小平房。这里吃的是高粱米和玉米面，点的是蜡烛和煤油灯。

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以每月二十七元的工资，担起了大手术主刀的风险。人们发现，他每做一次手术都象实习生第一次上阵那么认真。

走出手术室，他急匆匆直往病房里跑，站在病人身边做起本该是护士做的工作：查脉搏，测血压，量体湿，输血输液，甚至倒尿喂药——他要亲自掌握病情!有时在病人身边一守就是几天几夜。等他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地步出病房，食堂的门早已关了。

逆境往往能造就人。

这个三十多人的小医院令人刮目相看了。原来只能做点阑尾、疝气之类小手术的外科，居然做起肠、胃、肾、腹等普外手术来了，骨科、胆囊及胸外科等大手术的领域也被这位右派医生闯进去了。

一只流着脓血的黑肿的脚怯生生地伸到他面前，旁观者立即恶心地扭过头去，他却和蔼地把手伸了过去，还弯下身去嗅一嗅。

“啊！……”一位农民患者伤口上蠕动着一条大蛆，把护士小张吓得尖叫着跑了出去，他立即走到患者面前，边耐心地为其伤口消毒、换药，边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亲切嘱咐：“可要按时换药啊，不然伤口不容易好。”

他把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献给了台安人民，台安人民则把人的尊严还给了他。

“潘大夫”的名字在台安众口皆碑了。

他门诊时，旁边总排着长长的队；在办公室或路上，他常常遭到病人的“拦截”；还有的直接往他家里跑，星期天他家简直成了“小门诊部”。有的得了不治之症的病号，在弥留之际对人世间提出的最后要求是：“潘大夫再陪我一宿……”真是人类感情史上的奇迹啊！

在这块信任的土地上，他的生命之树深深地扎下了根。

为人治病的人，自己也会得病啊。经过动乱年头的磨难，他的哮喘病恶化了，首都医院下了这样的诊断：多种花粉过敏性哮喘。建议他调到气候适宜的南方工作。

妻子急了：不仅花粉，孩子跑跳扬起的灰尖也会使他犯病呀。在台安土生土长的妻子央求他：“为了你的身体，咱们调动一下吧！”

他眼睛一瞪：“我哪儿也不去！活着为台安人民治病，死了也埋在台安这块土地上！”

香港的“挽留攻势”

1980年，借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潘恩良回到了阔别二十二年的出生地香港。他的老母病重，他回家探亲来了。侨居海外的亲人：加拿大，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哥哥、姐姐、侄女、外甥等纷纷回港跟他团聚。在高级宾馆的筵席上，在潘家客厅的家宴上、畅叙离情别意之际，亲人们“齐心协力”地向他发起了“挽留攻势”：他们一件一件地历数着他留在香港的优越条件，激动地说“没有人比你有更好的条件了！那些在香港无家无业的人还纷纷涌来呢！”

“哥哥，您如嫌这套房子不好，我给您在繁华的美孚新睇另买一幢新楼！”在香港当音乐教授和演唱家的妹妹积极性尤其高。

他的答复使亲人们面面相觑：他口口声声说“我离不开台安”，“共产党的恩情还未报”。

亲人们调整“战略方针”，发起了新的“攻势”。香港的姐姐和妹妹设法介绍他参加了9国11个地区的代表参加的“英国医学会”海外大会。他来到香港一家最大的医院——伊丽莎白医院参观一次大手术。

“先生，您来自哪国？”一位外国大夫用英语向他发问。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潘恩良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那位大夫的脸上顿时失去了友善的笑容。潘恩良立即意识到对方瞧不起自己这个“中国医官”，心里很不服气。这时，那大夫用手指着旁边的X光片，以考问的口吻说：“您看，这个手术怎么做?”

潘恩良对着灯光认真察看了X光片，胸有成竹地摆出了三个手术方案。

“啊！潘先生，请里边坐！里边坐！”那双冷漠的目光里闪出了热情的光茫。

按照潘恩良提出的方案，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不久，伊丽莎白医院的院长恭恭敬敬地把他请了去：“潘先生，我很欣赏您的高明医术，您能否留在本院工作？隔天上一次班，日工资两千元。过了试用期，工资还可以增加。”

但他的答复却使对方大出意料：“谢谢，我很抱歉，院长先生，我还要回内地去，我的工作在内地！”

亲人们又一次惊讶，又一次失望了。他们感到疑惑不解，这位贫寒的大陆亲人，他追求和向往的究竟是什么呢？

1980年3月，潘恩良告别了繁华的自由港，逆着外流的人潮，如期回到了辽河湾春风怒吼的台安。

台安人民感动了，“潘大夫不愧为我们台安的好儿子啊！”

受命于危难之际

县医院的院长辞职了。为物色一个院长，县委可是伤透了脑筋。找到“张三”，推说“身体不好”；找到“李四”，借口“胜任不了”。

难怪啊，这样的医院谁见了都会望而生畏。病房和门诊楼拥挤破旧；治疗设备简陋不堪；知识分子长期被作为“工作重点”。目前，又面临城市经济改革的潮流，可“婆婆”大权在握，做“媳妇”的寸步难行啊。当这个院长，不是明摆的“遭罪”吗？

1984年4月18日，潘恩良走马上任。他信心十足地跃入了改革了激流中……

上任的头天晚上，他就向有关领导抛出了医院改革的初步方案。

4月20日，他向各科室的负责人和一些老同志发出了一封打印的“征求改革意见信”。吃罢晚饭，谈话的同志上门来了，两把藤椅两杯清茶，一谈总是半夜。等对方畅所欲言完，他便倾吐起自己的衷情：他要把医院办成全省第一流的县级医院，几年内达到市一级医院的水平；他要建一幢设备先进、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病房楼；他要开办各种培训班，全面提高医院职工的业务水平；他要……

他的工作效率高得惊人！两周之内，他找十个科室、五个病房的科主任和护士长分别谈了话；他为医院创建了一个功能科；他亲自跑到邮局交涉，为医院解决了五十多台电话；他责成后勤人员，为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职工每户订购了一套煤气罐……

精简机构的战斗打响了，他回家对妻子说：“李艳，我是一院之长，全院的同志都在看着我，我只好先减你！”她体谅丈夫的难处，默默地点头同意了，主动从行政科调到了洗衣房。

改革的春风使枯树般的县医院露出了绿色的生机，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正当他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死神向他走来了

夜深了，小县城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最安静的。他在房间的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踱着……呵，全县三十五万人的综合性医院，才二百张床位，无奈，只得把走廊也当作了“病房”。窄窄的走廊里，一张接一张地摆满了钢丝床，重病号从手术室推出来，往钢丝床上一搁，冬天无暖气，夏天蚊子咬，多可怜啊！

扩建一幢病房楼刻不容缓！

现在，他把奋斗的目标集中到了病房楼上。他拖着病体风尘仆仆地奔波沈阳、鞍山，在省、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建楼资金顺利落实了。他兴致勃勃地动手设计起病房楼的平面图来。

巨大的喜悦能产生神奇的力量。他那已病得不轻的胸腔里，生命之火燃烧得空前旺盛，连连熬夜却毫无倦意。

紧挨县医院的一块东邻场地，县领导及城建局都在会上表示这是建病房楼的最佳地址。但领导的话一出口，突然的意外就发生了：有人“先下手为强”，用巨型铁栅把这块场地圈了起来。县里的会议上，也否定了原来的决定。

他坐不往了！他自己花钱买的宅基地被人家占去了三百平方米他一声不吭，但这三十五万人民的利益他要抗争！

他奔走呼号，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为了到达理想的彼岸，他抱着病体在改革的激流中搏击，一道道风浪总算让他冲破了，但他已精疲力尽，气喘吁吁，偏偏又被卷进了无法挣脱的漩涡……

9月15日——临死前三天，他上楼找传染科护士长张妍征求意见。她吓了一大跳！只见他嘴唇发青，呼吸困难，她急了：“潘院长，您应当休息啊！……”他立即制止她，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声张，扰乱了军心，我可要罚你呵！”

谈完话，张妍站在门口目送他，发现他在走到楼梯口的短时间之内，就掏出那个小喷雾器往口腔内喷了三次。她不放心，跟了上去。呵，他步履那么艰难，腰都直不起来了，她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

9月18日，他白天开会、研究工作，晚上在家伏案修改病房楼的平面图，给县委写信提出关于病房楼的选址意见。

信写完了，但意犹未尽，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扶着墙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当他吃力地走到屋外上厕所时，那颗已病入膏肓的心脏猝然停止了跳动。

打开他的抽屉，几本暗红色的小本跃人人们的眼帘：这是作为香港老住户的《香港身份证》，母亲去世后在九龙城联合道高级住宅区的那套住房已归在他的名下；那是《港澳同胞回乡证》，十年之内，他可以不必办理手续随时往返于港内。在香港家里的一只保险箱内，存放着一本黑蓝色的《出国护照》，他可以自由走遍世界各地。在香港，他还有大笔遗产。这些，真可以使一些人羡慕得大流口水啊！然而他，为了替台安人民建造理想的“金字塔”，不屑一顾地丢下它们走了。

李艳悲痛欲绝：“老潘啊，你的许多理想都未得到实现，就实现了‘死在台安’这一条啊！”

噩耗传出，三十五万颗心震动了！人们拍着大腿哭泣着：“好人哪！您不应该死啊！”“潘大夫啊！我们台安人民离不开您啊！农民群众从几十里外赶来了；六七十岁的老大娘蹒跚着小脚赶来了……他们象失去亲人似地放声大哭：“潘大夫是为了咱台安人民累死的啊！”

医院的同志流着泪说：“潘院长没有死，他还在为咱们的病房楼奔走呼号；”遗体要送去火化了，医院内外被自发来送葬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

从香港赶来奔丧的姐姐、妹妹感动了：“怪不得我们留不住你啊！台安人民这么爱你……”

潘恩良没有死，他永远活在台安这块土地上，永远活在台安三十五万人民的心中……

（本文节选自《人民政协报》1985年9月20日）

人物简介：

潘恩良（1930—1984），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客家人。1951年怀着报效祖国的决心来到祖国内地读书，1954年秋考入大连医学院医疗系，1958年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大连医学院，不久被分配到台安县人民医院工作。历任台安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主治医师、外科副主任、副院长、院长。1984年9月18日因病逝世，把一腔热血和生命全部献给了台安人民。为表彰他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央卫生部特授予他“人民的好医生”的荣誉称号；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他“模范医生”称号，并将台安县人民医院更名为“台安县恩良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