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10日，“医学在走向何处：探寻好医学”学术讨论会暨杜治政教授新书首发式及学术思想座谈、杜治政教授八十华诞庆典在大连星海假日酒店召开。辽宁省卫生厅厅长姜潮教授，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何裕民教授，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李义庭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张大庆教授，学校党委书记周万春，副书记靳媛、宫福清，副校长吕德成，学校和附属医院的部分领导和临床专家，以及来自海内外的医学人文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医学在走向何处：探寻好医学”进行了主题发言；从杜治政学术思想的产生背景和形成过程、学术研究视域及其品格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与高度评价；并表达了对杜治政教授和我国医学人文学发展的美好祝愿。杜治政教授是中国医学人文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数十年来，面对由于时代变迁给医学带来的深刻变化，他以医生的冷静，哲人的睿智，默默审视，细细把脉，用真知灼见托起一个个闪耀着思想光芒的人文讲台，用赤诚之心呼唤着医学回归“非仁爱不可托，非廉洁不可信”的优良传统。那份虽千万人我独往的从容和淡定，那份为民众代言的良知和热情，彰显出他底蕴深厚、独立不羁的学者本质。

▲与人文哲学结缘

1950年杜治政高中毕业时，正值抗美援朝。一心想上前线保家卫国的他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并将坦克学校选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但让他有些失望的是，各项考核都顺利过关，最后却因体检时发现手的握力不够，被录取到军医大学，并被安排到大连医科大学军干班本科学习。

与坦克梦失之交臂后，杜治政转而沉潜于医海，为成为一名好医生而勉力求学。不曾想，两年后命运又为他做了另外的安排——他被学校派往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集中学习。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和其他同学集中研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大量理论经典。

当时党校的教学法是让学员先通读原著，写笔记，然后再集体讨论，做总结，“这样学下来，印象非常深刻”。杜治政说，“经典”中蕴涵的宏阔深邃的人文思想，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生动犀利的语言表述，对他今后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了这段经历，毕业时他就自然地服从组织分配留校并被安排到理论教研室教苏共党史，后来又转成教经济学、哲学。

▲创办《医学与哲学》杂志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推动下，我国医学界开始对哲学表现出热情。1979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发起，在广州召开了一次有近600人参加的医学辩证法讲习会，随后又在南京、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医学辩证法的学术会议，这些会议就我国医学的发展道路、医学模式、临床思维等问题开展了广泛讨论。
杜治政作为辽宁省的代表参加了1979年的广州盛会。此前，他曾撰写了一篇系统论述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的文章，受到各方瞩目。

在广州会议上，与会者决定筹办一份与哲学有关的医学杂志。刊物由谁来承办？当时国内一些有名的医学院校都以有其他办刊任务为由表示难当此任。后来有人点名，“老杜你来办吧，你学医的，又学过哲学”。

此前，杜治政有过几年办医学专业刊物的经验，在担任大连理论医学研究所所长的10年间，他曾主编过医师进修杂志、实用护理杂志等。但创办这样一本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杂志，他心里未免有些打鼓。他征询辽宁省卫生厅、大连市卫生局的意见，反馈很积极：我们承担，全力支持！

为了有一个宽松的办刊氛围，大家决定杂志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会上推荐彭瑞骢担任主编，杜治政和邱仁宗担任副主编，杜治政承担常务副主编工作。

1980年6月《医学与哲学》正式创刊，第二年，就有“亮点”出来。杂志在国内率先发表了邱仁宗等翻译的美国GL·恩格尔教授提出的《医学需要新模式》。“医学模式正在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模式转变”这一提法从此在国内流传开来，而《医学与哲学》杂志也由此成为我国医学人文科学研究的先驱和中心。

▲300余篇论文勾画医学人文学术思想轨迹

作为医学人文核心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我国最早属于思想政工领域。为使包括医学伦理学在内的医学人文拥有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多年来，杜治政奔走于一个个学术讲台，伏案于一个个不眠之夜，在点滴中做着不懈的努力。

1981年6月，由《医学与哲学》杂志、健康报、上海医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首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会上，杜治政与其他同志首次提出了我国医德的基本原则。次年9月，他将自己奔赴全国各地所做的普及医学伦理学的讲义系统整理后出版了《医学伦理学纲要》，该书成为我国首部医学伦理学教材。

1988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华医学伦理学会成立大会上，杜治政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首任主任委员。在以后的11年里，连任两届主委的他在国内积极推动医学伦理学思想、组织、机构建设的同时，多次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仅邀请日本医学伦理学代表团访华就有7次。

1992年他应邀出席于大阪医科大学召开的日本第11次医学伦理学大会，会上他所做的《医学伦理学面临的挑战：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报告，首次提出了把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并避其短的人道功利主义新观点，受到国内外医学伦理学界的瞩目。该报告在日本的《医学伦理—哲学》杂志全文发表，国内数家刊物予以刊登，《新华文摘》也全文转载。

1997年，他在《人文医学的兴起与新的文艺复兴》一文中提出，当代新文艺复兴要求克服单纯技术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民。该论文在中美人文医学研讨会上交流时引起极大关注。此后，他多次被邀去美国等地讲学，曾在休斯敦和美国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就伦理学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展开过深入探讨。

1980年以来，杜治政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一篇篇梳理下来，我国医学人文学术思想由浅入深的轨迹清晰可见。

▲医生的思维方法太重要了，你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过去的20多年里，医学技术获得了空前发展，当人们陶醉于技术的无所不能时，杜治政的目光里却充满忧虑和警觉。

2005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医院管理文化建设会议上，他不无担忧地说：“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对人体和生命的干预愈来愈大，几乎达到可以随意控制生命和死亡，可以复制生命、组装生命，可以制造与动物混合的嵌合体，这就威胁到生命的神圣性和不可欺凌性……”

而一幕幕活生生的现实，更令杜治政深感不安。某市妇幼保健院可以“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草率地给几位智障少女做子宫切除；某些医院在没有知情同意书，没有风险与受益的对比分析，没有远期的效果观察等前提条件下就大范围开展脑外手术戒毒（涉及人的意识的破坏和干预）……在杜治政眼里，“这都是医学人性淡薄的表现”。2003年，天津医大人文医学系成立，他应邀去做《守住医学的疆界》的讲演。面对莘莘学子，他恳切地说：“医学不仅要求真，而且要求善。真是手段，善是目的……医学能够做的，不一定都是应当做的。”

2005年10月，由已故的北大一院普外科黄筵庭教授主编、全国47位临床学家参与撰写的《外科临床思维》一书出版。杜治政捧读如获至宝，他说，“在今日金钱和物欲浪潮冲击下哲学已经远离人们的时候，竟有这么多临床学家思考医学的思维规律……使人有一种‘医学哲学，久违了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杜李（曾任大连医学院党委书记）病危时将杜治政叫到床边，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至今难忘：“老杜，医生的思维方法太重要了，你们的杂志要在这方面下下功夫！”

▲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是人文精神的核心

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人文医学会议上，杜治政等与会者联合起草了送交教育部的“关于在国内医科院校中加强人文医学建设的报告”，内容涉及教学目的、课程设置、师资培训等。

杜治政说，这两年高校对医学人文教育比较重视了，但教学目的还不太明确。具有普世价值、以人性为轴心的人文教育常常与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德育教育混为一谈。他还发现有的医学院校，人文课开了四五十门，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却没有抓到人文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敬畏与尊重。

他给记者讲了台湾学者龙应台曾提到过的一个例子：“一天，你到农村去，看到一个妇女系着围裙在门口择菜，见有客人来，她马上起身回屋，摘去围裙，整整衣服，微笑着迎接客人……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文’，几个朴实的动作体现出的是对人应有的尊重。相反，某人可能是一个学识满腹的文学博士，但他不懂得尊重人、关心人，也就谈不上人文素养。”

杜治政说，很多人把人文精神机械理解为人文知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人文精神常常可以通过一定的人文知识来体现，但人文知识不等于就是人文精神。比如，医学史是一门充满人文精神的课程，但如果我们的教学停留在何时有何发明，哪项技术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就没有达到人文教学的目的。如果我们在介绍技术进步的同时，向学生讲述这些技术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于救助人类生命的意义，人文理念就显现出来了”。

▲在市场化的逐利热潮中发出冷峻的声音

在杜治政概括的当代医学的十大变化中，最令他担忧的变化是“医学与市场的结合，使医学正在由关心穷人转向嫌贫爱富”。

他说：“一个医生、医院经营者与医药商的商业联盟已经在许多国家形成了。现今，许多大医院，实际上已经将谋利作为经营的首选目标。许多院长们都在相互追赶和比赛高额的门诊量、床位数、住院率……”他认为，医院追求的根本目标应当是病人越来越少、病越来越轻，而不是病人越来越多，病越来越重。

在一个有10家院长参与的座谈会上，他说，“温家宝总理说有一个穷人的经济学，我们能不能大胆提出一个穷人的医学”。他问在座的大医院院长，能不能从医院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搞些低价的病房，当时，好几位院长哈哈一笑，说他这是“无稽之谈”。

这些年，无论外来的阻力有多大，他坚持在市场化的逐利热潮中发出自己冷峻的声音。

早在1989年，他就曾撰写《市场机制能引入医疗卫生部门吗》的文章，与一些大学老师进行了辩论，明确反对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商业化，随后在全国引发一场争论。

在前几年南京的一次会议上，他在《人权·皇权·商权》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医患关系伦理冲突的根本在于资本冲突。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杜治政总是会这样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看法，从不遮掩、隐讳。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2001年，一位叫蔡民坤的基层医生写了一本朴素的书——《行医日记》，里面记述了自己一年间的行医实践。杜治政和他素昧平生，却情不自禁地应出版社要求为该书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他说：“蔡医生是我国基层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但正是发自这名普通医生内心深处的声音，向我们提供了最真实的观察和思考。它的平凡，正在于它的真实，而真实正是任何立论的基础。”

有一位高官的夫人想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一篇论文，杜治政反复看了几遍，发现连修改的基础都没有。他退稿了，“不是来头大，或给钱多就可以丧失办刊原则”。

杜治政赞赏哈佛大学校园里匾额上写的那句话：与真理为友。“不做权力的朋友，不做金钱的朋友”，他说，“这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品格最好的注释”。

杜教授的孙女在日本上高中时曾问他，日本学校里拉帮结派很严重，您说我该参加哪一派？杜教授把《论语》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句话用毛笔工整地写出来，让孙女把这句话的意思告诉她的日本同学，做人要奉行君子之道，不拉帮结派，怀揣一颗磊落坦荡的公心，就可以团结各种各样的人。

在大连，杜教授的夫人对记者说，当初因为他出身不好，亲朋好友都反对他们的婚事，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其实就看好他两点：一是人品好。当时他自己虽然一个月就挣78元钱，但周围无论谁有困难，他都愿意接济。二是欣赏他的才气。

（本文节选自健康报《人物》版）

■杜治政简介

1932年11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56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历任大连医科大学助教、讲师、兼职教授，大连理论医学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医师进修杂志》、《实用护理杂志》副主编、主编，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自1988年至1999年担任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第一、二届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会一、二、三、四届理事，现任《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著有《医学伦理学纲要》、《护理学新论》、《医学伦理学探新》；主编有《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教程》、《医学伦理学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