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的藏北高原、西藏那曲地区，常年驻扎着辽宁的援藏医疗队，为藏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使内地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偏远地区百姓。2015年8月，我主动报名参加了辽宁省首批“组团式”医疗人才援藏队伍，从报名到出发短短三天时间，我便从海滨城市的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来到了高寒缺氧、气候干冷的西藏那曲地区人民医院。

那曲平均海拔4500米，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那里紫外线强烈，空气稀薄，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一半，年平均气温在零下，大家开玩笑说“那曲的季节只有冬季和大约在冬季”。因为连棵小树都不能存活，所以那曲也被称为“生命的禁区”，而我们援藏医疗队就在“生命的禁区”拯救生命，为促进西藏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初到那曲时，我非常不适应，走上几步路便会胸闷气短、心率加快，甚至头晕、腹胀、失眠等。我们甚至几个月都不敢洗澡，因为一场感冒很可能导致急性肺水肿，甚至死亡。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马上投入到医疗工作中，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中途缺氧难耐，就边吸氧气边手术。

在当地，由于专科医生缺乏，很多复杂和疑难病例都要转诊到距离320多公里的拉萨去治疗。一次，14岁的藏族男孩南加扎西和他的父亲在采集虫草时突遇棕熊袭击，父亲不幸去世，自己严重受伤，左上腹、右大腿和臀部开放性伤口，肠管外漏，被送到那曲地区人民医院时已处于病危状态。此时转诊已来不及，面对孩子的紧急状况，我立即带领当地医生和援藏医生，从晚上9点抢救到凌晨3点，终于使他转危为安。这种危急病例在我援藏期间经常出现，在我和我们团队的及时处理下，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在援藏医疗人员的帮助下，那曲人民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也正在建设中。

那曲地区有11个县，每个县距离医院至少6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决定在有限的援藏时间内，能多走一个县就多走一个，能多进入一个牧民家就多进入一个。因此，我随同当地医生每隔一周就会驱车行驶6个多小时，不顾道路泥泞，日晒雨淋，挨家挨户地走入牧民家里，为牧民查体义诊。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牧民家庭，有时半夜才返回。

在去那曲之前，我就暗下决心，不但要“输血援助”，更要“造血帮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曲落后的医疗面貌。我首先快速融入医院环境，对各科室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把脉”。当医院提出争创三甲医院的目标时，我积极参与其中，与原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系，为当地输入最新的管理理念。为门诊、住院楼改造规划提出评估方案，明确高原保健科和重症科的发展重点等。在我的建议下，医院成立无节假日门诊，完善病例书写及设备、药品采购等文本文件，解决远程门诊等问题10余项。医院发展离不开人才梯队的建设，我坚持每周一和周五开展教学查房，每周三进行学术讲座，手把手指导科室骨干开展新技术，将国内外先进知识和理念传授给他们。

同时，我指导当地医生积极开展科研工作。那曲地区创伤病人血气的PH值偏高，在内地可以诊断为碱中毒，但当地医生说这很正常。为此，我带领当地医生积极申报“高原地区创伤病人血气分析的特点”的科研立项，该项目将是研究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区血气分析的科研课题，对高原保健将提供重要的诊疗依据。

一年的援藏工作，我做到了在那曲地区人民医院全院门诊量最高、手术量最高、床位利用率最高、转诊率最低，我所在的外二科多个技术项目填补了那曲地区的空白，成为医院发展的模范科室，我本人也被授予“西藏自治区优秀援藏干部”。

能到那曲工作，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愿意为祖国的精准扶贫贡献一份力量！即将离开西藏时，我想起仓央嘉措的一句诗，“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是的，我们已经和西藏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自己早已成为半个西藏人，整个那曲人。

今年8月，我完成援藏任务回到大连，而参加辽宁省第二批组团援藏的9名我的同事又接续来到了那曲，继续大连医科大学已坚持十六年的医疗援助事业。最近，那曲频传“佳音”，“儿科开创了西藏地区首例新生儿黄疸换血治疗先河”、“普外填补了那曲地区医院单孔腹腔镜治疗阑尾炎技术空白”、“妇产科新生儿的死亡率在逐日下降”……每一次好消息传来，大家都能感受到，医疗援藏队内所有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默默地改变着那曲的一切。大家克服重重困难，为了医务人员心中救死扶伤的信念，为了祖国民族团结的重托，在世界屋脊上忘我奉献，做藏北人民的健康守护神。（胡莉莉、王亚明采访整理）